过年人情酒让返乡青年压力重重

编辑:admin 日期:2019-02-15 16:00:48 / 人气:

“幺妹,明天曾大爷外孙女满10岁,你别跑出去耍了。”
    家住四川省隆昌市唐家桥村的唐娟今年春节回家半个月,已经吃了十多场酒席。和不断堆积的脂肪相比,更让她烦心的是日益干瘪的口袋。
    28岁的唐娟在内江市一家电子厂工作,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为2600元。两年前她家刚刚脱贫,但今年一个春节就花掉了她四五千元的积蓄。
    “正常的红白喜事整个酒也就算了,现在孩子满月请,老人过生日也请,有的人甚至不是2月的生日都改在春节期间请酒,真让人受不了!”唐娟埋怨道。
    春节,本是一家人团圆欢聚的日子,可对于许多外出务工的返乡青年来说,迎接他们的却是各种“吃不起”的人情酒。
    “三年不办酒,你家会更穷”
    30岁的冯威是贵州省遵义市茅台镇人,在他看来,每年春节回家给晚辈发红包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,如果被人叫去参加各种酒席交份子钱就更加痛苦。
    冯威所在的村子因为年轻人大都外出工作,每年老乡们便趁着春节大家伙返乡之际,集中操办各类酒席。
    “我们这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一年到头不回家,回家就办酒,你说羞不羞?”冯威说,为了收回之前送出去的份子钱,村里一些人厚着脸皮也不管那么多了。
    除了婚丧嫁娶,这几年当地摆酒的名目也越来越多,搬个家要摆酒,改个门要摆酒,买个车也要摆酒。对于这种巧立名目的酒席,当地人还取了个专门的名字——“耍耍酒”(意为想办就办)。
    谈到为何各种人情酒席越来越多,冯威引用了当地的一句“名言”:三年不办酒,你家会更穷。意思是如果不想办法摆酒的话,之前人情往来送出去的礼金,根本就没法回本,只能越来越穷。
    “酒席成风真是让人受不了,可毕竟都是邻里乡亲,人家请酒你不去,会觉得你看不起他。”冯威也想过拒绝,可又碍不过面子。“更有甚者,你不去他还会发短信、打电话来问你,怎么不来呢,人不来要把礼金补上。”他说。
    冯威坦言,人情往来的份子钱让他这样的普通百姓感到压力很大,对于村里的一些贫困户来说,份子钱更是家庭每年最大的支出。
    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华在调研中发现,在一些地区,过年红包和份子钱成了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回家最大的一笔开销。“但这种现象并非在各地都很严重,现在国内有很多地方人情往来只需要象征性的表示,这跟当地的传统文化有关,也跟从众的社会心理有关。”
    酒席多了,年味淡了
    25岁的韦萍觉得,今年春节是她长这么大过得最没有年味儿的一个春节。
    韦萍的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,今年春节从初一到现在,她已经喝了4场喜酒。
    “明天还有3场酒,我爸去一家、我妈去一家,我去一家。”韦萍说,尽管她不远万里地赶回来过年,但和家里人真正聚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。
    按照当地仫佬族的风俗,婚礼办得比较隆重的话,要摆酒3天4夜,一般的情况也要摆上两天。
    “和小时候比,他们现在办喜酒的排场越来越大,要给的红包也越来越多。”韦萍说,前几天她堂姐结婚,家里随了1000元的份子钱。在她的记忆中,以前村里的姑娘出嫁不怎么办喜酒,可现在全部都办,以前的婚礼也就请二三十桌,现在最多的能摆到150桌。
    “感觉很多人都是为了收红包而办喜酒,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都是家里的亲人纯粹为了热闹。”韦萍对这种乡风民俗的变化有些失落。
    按照当地风俗,吃喜酒时,男女不能同桌。即使一家人参加同一个酒席,在一起也没有太多交流的机会,“往往都是爸爸、叔叔他们在一桌,我们在另一桌。”
    2月13日这天,韦萍终于难得清静可以在家待上一天,可一整天她都没有见到爸爸。她早上起床时,父亲已经出门了,到了晚上还没有回来,听妈妈说是去亲戚家帮忙准备喜酒去了,做完活男人们还会聚在一起打牌。“爸爸都不怎么跟我们说话了,不像小时候,每年春节爸爸都会买烟花爆竹和我们聚在一起庆祝新年,现在都忙喜酒去了。”
    移风易俗需要长期坚持
    今年春节,从北京回湖南省常德农村老家过年的公务员常衡发现,家乡真地变了。家家户户都发有政府移风易俗的倡议书,以前村里人过生日各种宴请,现在除了红白喜事,办酒的少多了,一般的生日大家都不办了,鞭炮也几乎不放了。“比如过去有人去世,亲朋好友来吊丧都要带鞭炮,大家还互相攀比谁放得又长又响,现在只有出殡那天才能放少量鞭炮。”
    2018年,常德市对全体市民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的情况进行了强力整治。全市2216个村(居)将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纳入村(居)规民约,签订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的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有近35万人,普通群众超过230万人,基本做到了全覆盖。截至2018年12月,全市各地上门劝导违规整酒7338起,通报违规整酒事例105起。
    “去年我的业务少了80%。”在常德津市某村从事乡厨工作的廖玲说,政府严抓后,村里请酒现在也有人监督了,村民们除了红白喜事,其他的都不整酒了。
    但廖玲表示,表面上看,重压之下,村民们以前明目张胆摆酒的风气被压下去了,但也有一些人为了讨回人情债,在镇上或县城的餐馆里分期、分批地整酒,“比如今天请四五桌客,隔两天又请几桌”。
    在姚华看来,份子钱过重确实会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,占用居民其他的投资消费,政府出台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事实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,需要通过一种权威的力量,对这种行为进行纠正。尽管可能会出现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的情况,但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一定遏制。“我认为这是有益的尝试,我们对这种现象应给予一定的宽容,毕竟社会风气的转变不可能几个月就完成,需要长期坚持,让其慢慢转变成一种自觉。”
    除了需要政府引导和倡导,姚华认为,一些地方之所以沉浸在比较旧的习俗中,群众的攀比心理难以解脱,往往和当地老百姓精神文化活动相对匮乏有关。现在一些农村群众赚了钱,但对于怎么花钱或者该干什么,在精神层面他们能享受到的东西太少,很容易被一些不太好的风气所吸引。在这种情况下,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,让当地老百姓多参与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,才有助于形成一种正当的风气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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